珍宝之汤:没有母亲的天空——谈哈尔·波特如何使读者与之共鸣 A broth of gems; the sky without mother
A broth of gems; the sky without mother
Essays from The Well in the Shadow.
珍宝之汤:没有母亲的天空
——谈哈尔·波特如何使读者与之共鸣
珍宝之汤:没有母亲的天空
——谈哈尔·波特如何使读者与之共鸣
在《观望者》中,母亲指着蓝色的夜空教她年幼的儿子波特认识星座的一幕让人难以忘怀:
当我在三、四、五岁的时候,母亲指着天空告诉我:猎户座,鲸鱼座、天兔座、天蝎座、巨爵座、南十字星座。我努力地顺着她的手指往她所指的闪光体看去,弄得我眼花缭乱,恍惚感觉自己站在高空俯瞰无底深渊,那美景壮丽无比。凡她叫得出名儿的恒星,我便也能叫得出来。童年时候的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母亲教我的。
说“她的长子”要比“她年幼的儿子”更合适点:
我从未见过母亲在举手投足间曾有过别的女人那样的优雅:也许母亲的长子耗尽了她的激情,燃尽了她温柔的处子火焰,代之以崭新的、更加粗暴的男性之火,母亲身上的这种男性之火取代和摧毁了父亲那已经式微、疲惫和平淡的男子气概。
一两行之后,这位长子在观察他姐姐弹钢琴:“经那弥漫着樟脑球气味的法兰绒拂拭后,那些琴键不再圣洁。”时间就这样流逝,转眼间他就快要过十岁了。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讨论过波特处理往事的技巧,在本文中,我将探讨他推进故事的方式和技巧。为了不至于失控,我将仅限于讨论四个文本,其中,我首先要探讨的是“杰弗逊先生的曲子”。在“杰弗逊先生的曲子”里,我们将再次见识波特讲述往事那种独特的方式。有一天,波特突然意识到自己总是会偶尔情不自禁地哼唱一支曲子,他突然回忆到这支曲子是半个多世纪前在某时、从某人那里听来的。那支曲子是一天早上母亲——又是母亲!——叫他到商店去照着清单购买东西时,他从小店老板杰弗逊先生那里听来的。波特的写作里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清单,这张清单最简单:
罐装糖蜜
黄砂糖若干磅
沙皂
瓶装麦芽醋
姜黄粉若干盎司
条形甘油皂
到杰弗逊先生的商店要走很长一段路,会路过许多人家,自然会引起波特许多思考。在他还未正式开始讲述这趟当差之前,这位已经六十岁的作家意识到,故事里除了当年六岁现如今已六十岁的他以外,其他人全都已经过世了。除了波特自己以及他那天清晨从杰弗逊先生那里听来的曲子,一切都消失了。
时隔半个世纪再哼唱起这支曲子,往事浮现,过去的每一个细节都映现在脑海里……虽然一切都已不复存在,我还可以微笑地哼唱起这首曲子,回首过去,内心不觉得有何羞涩和难堪。
一切都消失了,榆树丛、优雅的野草、道路边的蒲公英、被风吹落下的红纹大黄苹果、西藏人面孔般的海泡石、白色和粉红色的大丽花、丽齐·维德勒倒挂金钟属植物,还有那个季节姗姗绽放却一绽放就被母亲扼杀了的洋红色和橙黄色的野蔷薇等等,一切都消失了。
一切都死去了,啄食野苹果的画眉、纵欲又神秘的蓝眼猫、饱受情思折磨的姜黄色野狗等等,一切都死去了……
哈尔还列举了一系列的事物,他的整个故事都试图在写作的瞬间重现1917年也就是他六岁那年那天早上为母亲当差时的情形。除了两样事物,其他均消失了,这两样事物就是哈尔·波特本人和一支曲子。我现在将直接跳转到故事的结尾。
我不记得回去时的情形,只记得篮子沉了许多,实际上,那个篮子非常沉,弄得我不得不像个老年人一样艰难地行走,周围的空气弥漫着篮子里散发出来的姜黄粉、糖蜜、肥皂、刺鼻的麝香葡萄和酸醋的气味……当然还有杰弗逊先生的曲子。
现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我不禁会去思索仅有六岁的我不会去思索的问题。
那就是,杰弗逊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早晨哼唱那支曲子的时候,脑海里漂浮着一些什么样的思绪呢?他会不会回忆起了自己大约在比那时更早七十年或八十年的童年时代的一些事情?那支曲子是孩提时的他从什么酒馆的醉鬼那里偷学来的?还是一家捕鲸人客栈里弹奏的手风琴曲子?还是一个早期移民的草房子客厅里的大键琴弹奏的?抑或是暗夜里他祖父用口哨吹出来的旋律?
那位偶然教会小男孩哼唱这支曲子的无名男人当时是何年纪?一代又一代的小男孩都变成了老头。
哈尔的主题总是这样完满又清晰,因而他就此停笔。现在从故事的结尾沿着他从商店回家的路上往前追踪,我们会读到一系列在他脑海里复活的情形,在这些回忆里,他想起了格兰特-史密斯小姐、他周围的城镇、卡特夫人、麦克凯夫人和她的女儿麦克凯小姐,麦克凯小姐在他回商店的路上剪了两大串葡萄,让他带回家……所有的这一切都因为波特回忆起了一支曲子而在他脑海里一下子复活了。而那支曲子……
亲爱的读者,它只在波特的脑海里回荡,你我却不能听到。突然之间,这位作家的技巧变得清晰了起来,他的叙述技巧总是异常简单,却总是充满了无尽的细枝和藤蔓。这些细枝藤蔓有些是他思绪的蔓延,而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表演,因为波特是一个演员型的作家,他总是会在他的写作主体周围寻找到许多细节来陪衬。为了将此解释得更加清楚,请让我们再来看他的另一则故事——“拍卖会”(这则故事与上一则故事收集在同一个集子里:《大惊小怪之人佛雷都热爱生活集》,安格斯和罗伯逊,悉尼,1974年。)该故事讲述了拍卖一处已故之人房产的故事,因而这处房产里有许多作者感到好奇的事物。叙述者说:“我对别人买了什么、屋子里放了什么、珍藏什么、悬挂什么、遗留下什么等都感到很好奇:那座房子里有许多圣母玛利亚、玛利亚·格里高利的画像、犁头、护身符、血红色的锈迹斑斑的匕首、散发出药味的各种小玻璃瓶、螺丝刀、留声机、水彩画等。物是人非,物即是人。”
“物是人非,物即是人。”是真的吗?
是真的,也不是,主要看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其中真有一点道理,是怎样的道理呢?物品怎样才能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在其主人生前所看到的东西呢?
杰弗逊先生除了曲子是否还留下有更能够体现他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呢?
有人会因为某种气味、气息或香味而唤起对一段早已遗忘的时光的回忆,对其他的事物却并不敏感。但我并不这样,我的听觉远远高于嗅觉,一支乐曲远比一种气味更能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而读者您却可能还会因为一些别的诱因勾起对往事的回忆。哈尔并没有试图去刻画人物,更没有想去记录下这支引出故事的曲子。曲子和“拍卖会”里的拍卖会一样,它的存在只因它引起的其它回忆而重要。尚是年幼孩子的他在去商店的路上经过的那些女士们、他手里的购物清单、那些女士们房子里的东西、各家的习俗、各家在其体面的外表下所干过的丑行和欺诈等等,都依赖于六十岁的作家对六岁时听来的一支曲子的回忆而再现。但是这支曲子一经被回忆起来,就改变了,因为它不仅能够让作者回忆起其它诸多事物和人来,它还有自己的生命。若非叙述者回忆起了这支几十年前听来的曲子,也许不会有什么杰弗逊先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存在过。
因此,哈尔列举的那些人、事、物——乃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远没有看起来那样坚固,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回忆起它们、阐释它们、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才存在。脱离了人的思维,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更早的一个故事——“在苏菲亚姨妈家”。这则故事写作于作者1938年在斯棰自利山脉时期,于1942年在自行刊发的《短篇故事集》中面世,后又被收集在1943年的《从海岸到海岸》中,直到1961年被《公报》刊登。作者在故事的末尾介绍了以上这些信息,事实上,这个集子里的每一则故事的末尾都有其来历的附注。这个集子题为《单身汉的孩子们》(安格斯和罗伯逊出版社,悉尼,1962年)——一个有别于他一贯风格的直率标题。我们很难想象现在的出版商会允许这样的书名。现在,这样私人化的做法不再时兴。书里面,作者还附注强调道,作者和出版商的见解很难达到一致。
……用一个故事去劳累不合适的编辑与用一个不合适的故事去劳累编辑一样,都是毫无意义的。谁想让书房里全是遭拒绝的条子!不合时宜的文稿会被深压在编辑的抽屉里,直到时风改变,才能重见天日。编辑也会改变,也会像常人一样死去,也可能变得更加开明、更加成熟,宽恕之前他弃之而后快的写作方法。若果真如此,幸运的作家将从年轻时的写作中获利,真是所谓年轻时耕耘,中年时收获。对于作家而言,这样的耐心,与谋篇布局、句读停顿、同出版商和读者大众打交道一样,至关重要。
“在苏菲亚姨妈家”便是这样一部波特从年轻时代获利的故事,但完全这样说也不公正。在这则故事中,波特形成了他成熟的风格,虽然他讲述了获得这种意识的痛苦——也就是说,他终于在一大堆或明或暗的建议后意识到——他的童年在他写作中的重要意义。虽然童年已经不可触摸、不能再见、远比回忆要复杂和艰难,却一直在召唤着他。
这则故事,情节非常简单,波特在墨尔本,乘火车去吉普斯兰,苏菲亚姨妈到火车站去接他。七岁开始他每年都要去吉普斯兰,苏菲亚姨妈每次都到火车站去接他。这次他去的时候是十四岁,亲爱的读者,你将看到波特要向我们展示他的变化。苏菲亚姨妈在火车站见到了他。
……格里高利站立在车厢阶梯上,身子被摇晃得东倒西歪,无法迈出步子去,直到苏菲亚姨妈瞧见了他。她脸上有个看不见的小蚊虫叮咬着她,抽搐着。她看见了他,虫子在叮咬,他向前迈了出去。
人生里第七次尽亲吻姨妈的责任。
他双颊绯红。这是他第一次必须俯身去亲吻苏菲亚姨妈,这太残忍却无法掩饰。也是她第一次不用帮他提那些沉重的旅行皮箱。一股灼热的水银从他长长的喉管里向上冒,在他的赛璐璐衣领处凝结成了一个块状突出,他的身体变得古怪,时光荏苒,乳臭已干。
他们钻进了苏菲亚姨妈的马车,驾出了城区。
苏菲亚姨妈脊背挺直,她带着黑手套的双手太小,很难制服那匹雄壮的大马。她问了他一些每次都会问的问题,语气语调也一如既往,他也回答着每一次都会回答的问题。他和姨妈间的这些问答既同过去相同又有所不同。他增长的知识会无意间出现在语调里,体面的用语里夹杂上了一些脏话。
虽然他那时尚未意识到,实际上真正变化的是叙述者自己。他直觉到世界已经改变,他和熟悉的事物间的关系也已经变化,而对这种变化他还尚需探索。这个故事只讲述了发生在几个小时内的事情。
苏菲亚姨妈的脸出现在他楼上卧室的窗户外,俯瞰着他,他原本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一边打着像甲壳虫似的手势,一边冲他叫道:“格里奇,快点穿上你最帅的衣服,穿上你的白底蓝条西装,格里奇!”而他则会一脸欢快地冲进楼上的干草棚阁楼里。
这次苏菲亚姨妈却没有这样说。
他看到她张开的嘴唇,却被她声音里的安静给吓坏了。“你会变的,是吗?格里高利。”他感觉自己快要哭出声来,只能勉强露出点扭曲的微笑,像一朵难看的兰花,弄得他的脸很痛。
他穿过马路到对面的公墓,像往常一样和掘坟人说话。“你已经长成个大小伙子了。一个城里来的花花公子,嗯?十五岁了?还是十六岁了?你知道吗,年轻人,来告诉你点事。”
掘坟人曾经给他讲过一个死了老婆的男人跟自己的女儿睡觉的故事。那人的两个女儿分别给他生了一个小孩。“小孩出生后,他把它们都喂了猪。”苏菲亚姨妈知道了后,冲过去对这个“快乐的人”抗议,威胁要将他赶走,要到警察局去告他……
格里高利计算着,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四年前,一、二、三、四,是往上数第四次来苏菲亚姨妈家时发生的事情。这次到姨妈家做客虽然不是很轻松,但是之前几次也不是看起来那样轻松——那时候他很天真,而现在他却多了一些惆怅、莫名和不安。格雷格离开掘坟人,回到苏菲亚姨妈家,遇到了“老小子”亚力克,亚力克到底多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衣兜里已经装有明信片了。“格雷格,你瞧。”他一脸灿烂地从胸前抽出手来,在夜色里捏着什么东西。“瞧瞧这些玩意儿!”那些明信片居然是法国的!上面有一个雄壮的黑人和三个女人。格里高利原本想对亚力克说:“你个下流猪,我要告诉苏菲亚姨妈,”但是,他却说:“还有——还有没有呢?”
以往,喝过茶之后,他总是要求看有法国、巨石怪、大教堂圣像、镶有木地板和玻璃墙的艺术中心的实体镜图片,为了哄他,苏菲亚姨妈总是答应让他看。这次他手里捧着这些相同的东西,却一点兴趣也没有。波特掌控叙述的技巧过分细致入微。之所以说他过分细致入微,是因为他将每一个变化都刻画了出来,这些细节对于读者和他本人来说或许都可能太突然、太费解。如果说他是指引着读者去探索,在这次探索旅行中,指引着读者的不仅是作者,还有十四岁的主人公格雷格,而格雷格却并不知道这场冒险将会意味着什么。
格里高利告诉苏菲亚姨妈他累了,想睡觉。然而躺在床上的他却并没有睡着,他在想:到底是什么不对,不仅这一天不对劲,他一直以来所信任的人们也感觉不对劲,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怎么了,也是这样的不对劲?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我可以进来吗,格里高利?”苏菲亚姨妈问道。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事实上,以前从来没有人进他的屋子会敲门。
苏菲亚姨妈还是以前的样子,可是又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他想起母亲说过的关于苏菲亚姨妈的话来。她年轻的时候曾经非常美丽,而现在却已经是一个十足的老处女。“她站在那里,瘦小又干瘪的身体外面裹着一件灰色的睡衣。她没有走过来亲吻她,他知道她不会,但是不明白到底为什么。”
噢,苏菲亚姨妈,像往常一样,先吻我,吻我,然后再对我说话……
苏菲亚姨妈嘱咐他的话和以前一模一样,但是说话的方式却和以前大不一样——橱柜里有“宵夜”,不要忘了晚上的祈祷等等,然后她离开了。
突然间,所有的问题好像一根汇聚了太多水珠和泪珠的细线,一整天所经历的事情汇聚成一颗硕大的泪珠,他猛地呼出一口气吹灭了祈祷台上的蜡烛。
这时他终于意识到了他一天以来一直拒绝承认的一点: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男孩了。
一切都完了,完了。他眼睛里滑出来的泪水,是一个小男孩面对忧伤时哭嚎的眼泪,眼泪的味道不同了,他的心跳也变了,让他流泪的酸楚和鼓舞他内心的痛楚都是独特的,他再也不会经受这些了,再也不会了。
1938年,在斯棰自利山脉,他在自己的内心中搜出了这种痛楚以及它生成的原因和界定它给他带来的影响。1961年,《公报》编辑罗纳德·麦克艾格接受了这则故事。这是一则故事吗?其实算不上。这是一则心灵发现,读者必须要和作者一样费劲,才能体会其中的意味。读者必须要和作者融为一体,虽然这对于两者来说都不容易,甚至对两者来说都很痛苦。我之前引用的哈尔关于编辑和杂志的观点是颇有道理的。很少有编辑和杂志会看得上“苏菲亚姨妈”这样的故事。要阅读这样的故事,读者需要像作者在写作它时一样,字斟句酌,细致入微。如果如同我一直所认为的,波特是一个演员的话,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被注意到并被理解。我不得不坦言,早些年我并读不懂他的作品。虽然我隐约感觉到会有一种方法能够读懂他的故事,但是我那时却不知道这个方法究竟是什么。我的秉性和方法都不能让我去读懂这些故事。我所接受的教育也不能让我去理解到如此私密而个人的写作。如果对那时的我仔细地揣摩一下,我内心里也会对此有些抵触,我觉得这样细致入微地去理解另一个人的私密感受是不对的。即使是写作,要想获得成功,同样可以从周围的人那里借鉴措辞方式。为何一位作家需要去捏造、营构、创造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
他的作品绝非前无古人的绝唱!
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阅读他的作品首先要接受他这个人。我指的并不是接受他的政治立场,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立场。在我认识他、阅读他的作品之前很多年,他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会改变。如我在之前的那篇文章里指出过的那样,你很难说出什么是他的优点和缺点。无论优点与缺点,你必须整个地接受他。他就是这样一个要么什么都是要么什么都不是的作家。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福斯叔叔和大个子鲍伽”。该故事哈尔于1958年写作于拜恩斯代尔,是一篇获奖之作,在1958年的悉尼新闻工作者协会文学比赛中获奖,1958年刊登在《公报》上。实际上讲述了两个故事,两个故事的主人公因痛失心爱的人而关联在一起。两个男人流泪时喊出的语言几乎如出一辙。两个故事、两个男人,因为同一双耳朵和同一个敏感的、关怀的、灵敏的、善于分析的作家联系在一起。
以下就是“福斯叔叔和大个子鲍伽”开头的方式,标题中的两个男人一同出现。
随着我年岁增长,开始对过去和现在、遥远的过去和不那么遥远的过去之间神奇的联系感起兴趣来。我们会不断对各种表现进行重新估计,会在七点三十二分认为自己在七点半时的想法奇怪。
谁会料到在孤独的歌剧中,福斯叔叔(他的教名是福斯特)和大个子鲍伽(我不知道他的大名是什么)这样两个天差地远的人会唱出一模一样的咏叹调。可谓剧本虽有万千,旋律却如出一辙。
在这里,波特也暗示了他会先讲述哪一个人的故事。
福斯是乡下男孩的完美叔叔。
波特从一幅照片开始描写福斯叔叔,交代了照片中的人已经过世。然后写道:
从我记忆中起,他就是一个鳏夫,膝下并无儿女,他的鼻子在一次或多次的拳击搏斗中遭猛击而变得扭曲。他满面胡须,身体强壮,堪与米开朗基罗屋顶上的强壮男子比美,身上有丛林男子因为长期佩戴猎刀、猎枪、铁丝网、斧子、鱼钩、自行车刹等而留下的像蝎子一样的痕迹。他高大强壮的身躯摇摇晃晃地行走在我和兄弟们以及堂兄们的童年里。
我们再次发现哈尔喜好列举、渲染、精细入微、惟恐遗漏掉任何细节的写作习惯。再来看一段关于福斯叔叔的描写。
11点钟的早晨总是那么炎热,他在热浪里用大猩猩般的嚎叫招呼我们,我们被他唤作小饭桶、打鼾虫、小突厥、小宝贝、小伙子等。我们这些小家伙们可崇拜他了。
这种男人往往很清楚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
我和已近中年的堂兄弟们还时常会因为谈起那个烈日炎炎的下午而开怀大笑。赤身裸体的福斯叔叔带着我们八个泥鳅一样光屁股的男孩在九十英里海滩边的金银花丛边钓鲑鱼,几个戴宽边垂檐帽的女人突然从沙丘那边走了过来。福斯叔叔一边口啐脏话,一边赶紧用手摆出经典的羞涩姿态,摇晃着光屁股,慢悠悠地扎进海水里。我们这帮小男孩也模仿着他的样子,摆出经典的羞涩姿态。像海神特里同和他的扈从们似的,我们在翻滚的泡沫中一直看到叽叽喳喳的女人们像沙漠骑士穿过基库尤沙漠一样逃窜开了之后才上岸来。
这段文字里最关键的词语是“泡沫”。强大的海洋在波特的笔下却显得有点滑稽!很难想象波特的散文风格何以能达到这样粗哑和尖利并举的诙谐感。将一个备受崇敬的男人与跟随他的小男孩们比喻为特里同和他的扈从们!女人们叽叽喳喳地逃窜,但是将她们比喻为沙漠骑士则未免太滑稽。滑稽在哪儿?我认为是对比太鲜明,沙漠与海洋相距半个世界之遥,很难让人想到他会这样譬喻。两个极端相反的意象对比,让人忍俊不禁。很少有澳大利亚人会知道沙漠骑士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是故事中的男人和女人还是用来比喻他们的特里同与沙漠骑士永远不可能交汇,因此波特在此激起的微笑是男人和女人对彼此的嘲笑。但愿读者没有因为大笑而伤着,再来看看作家将钢笔蘸满了墨汁接下来又写了什么。
哈尔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用钢笔手写出来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思绪流动的速度正是我能够书写的速度。”我不禁会好奇他用了多少年才让自己的思维与这种书写方法配合得如此得心应手?换句话说,他是训练自己达到了两者的契合,还是他的大脑本身就如一只顺从的狗完全听命于它急躁的主人?我相信,大多数作家都有自己偏好的写作方式、独特的习惯、一天之中固定的时间、最喜欢的椅子、以及在他们写作前会进行的各种习惯性动作等。作家们在这些方面的癖好总是很有趣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形成语句,又如何将思绪串成一个又一个段落、一页又一页文字。我得承认,写作或练习写作是需要一套习惯性动作的,作家需要这些习惯来让自己避免胡思乱想,从而静心写作。
在写作“福斯叔叔和大个子鲍伽”时,哈尔改进了他的写作方法。他称自己受到另一位同样在“阿德莱德一所时髦学校”里供职的教师邀请去他家里做客。那所学校的教职员工里有两个叫鲍伽的,个子高大的那一个被大家称为“小鲍伽”,而个子瘦小的那个却被称为“大鲍伽”。叙述者告诉我们这都是学生开玩笑打趣他们而流行开来的称呼。大鲍伽将叙述者带回家去品尝自家酿的酒。
被带领进他的大房子,我立刻非常肯定地意识到自他母亲多年前去世后,他没有改动过房子里的任何东西。我看到一个单身汉在体面的外表下的邋遢:勺子被鸡蛋硫化了、杯子上残留着糖渍,煎锅上堆积着沉积的油污,上面还能看见香肠烧糊了的残骸形象地展示了一座座海岛的形态。从屋子乱糟糟的样子看来,显然至少半个月那个杂役女佣才会如牛舔似的胡乱做一次家务;我们一起喝酒的起居室虽说比不上郝维仙小姐的起居室,却也明显感觉到空气早在多年前便与那台武利亚米时钟一起停止了。
从“形象地展示”、“半个月才”、“牛舔似的胡乱做”等措辞可轻易看到波特的态度。偶尔做清扫家务的人被称为杂役女佣,听起来就有些邋遢的感觉。
在我们逐一品尝各种家酿时,夜幕降临,我们只好盖着一团乱糟糟的羊毛毯,幸亏这些毛毯还算干净。
“夜幕降临,我们只好盖着一团乱糟糟的羊毛毯……”,在简短的几个词语里,波特告诉了我们多少关于他度过的这个夜晚、关于大鲍伽和他自己的故事啊!他在他自己的叙述中,我们从他的措辞中可以轻易看出他感觉是那么地不舒服。这些语句不像是脱口而出的表达,而是一种文字表现艺术,要求我们读者也一同反应。我们能怎样?只能跟随叙述者一起同情大鲍伽。
天色晚了,我没有表,那台武利亚米时钟停在3点25分,不知道当时是下午3点25分还是夜间3点25分?但那已经是远在战前的时候了。不过,我还是感觉出了深夜,白天所经历的一切马上即将翻页。
“你要来点音乐吗?”他问道。
天啊,这个时间了还听音乐,我心里叨咕着,但是嘴巴上还是说:“来点吧。”
“你真的想听?”神情有点紧张的他看起来更加瘦小了。
“是的,想听,”一股热流涌向我的喉咙,仿佛快要夺眶而出。
我这里得谈一谈作家的素养。我们从以上几行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强迫自己谎称自己想听音乐是因为他直觉到大鲍伽(他实际上很瘦小)将要向他吐露心声。大鲍伽拿出他的小提琴(那实际上是他母亲的小提琴)。
“老娘的,”他说道,“很精致的乐器,一点杂音都没有,我老娘生前是一个精湛的小提琴手,是她教会我拉琴的,我给你来一首她最喜爱的曲子吧。”
鲍伽拉了起来,而叙述者却觉得拉得很糟。他打算佯装很好听的样子,但鲍伽却并没有看他,他是对着一张悬挂在烟囱旁边的一幅镶嵌在珍珠母色的相框里的相片在演奏。
“双颊挂着如两条蜗牛爬行过的泪痕”,鲍伽说道,“我他妈可怜的老娘啊!我他妈可怜的老娘啊!”在几页前我们曾经被告知福斯叔叔的房子里面的情形。他的妻子玛丽婶娘过世后,有个和鲍伽的女佣不同的“女人每周来洗刷和打扫”房子,使房子保持着玛丽婶娘生前的样子,叙述者记得有一天晚上:
……在煤气吊灯下,孩子们在老沙发上坐成一排正在阅读《小伙伴和话匣子》,福斯叔叔已经喝到了第三瓶啤酒,突然他不知道脑子里想起了什么,在蛐蛐即将入眠的哼唱声中、在安静的翻书声中,站起身来,脱口而出:“我他妈可怜的玛丽啊!我他妈可怜的玛丽啊!”
福斯和鲍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周围的环境也大不相同,但是他们在承受失去心爱的女人的痛苦以及他们表达痛苦的方式这点上几乎一模一样。不会有许多读者会觉得这点相似有什么了不起,但波特觉得这点很重要。在总结中,他声称:“孤独的歌利亚·福斯叔叔和孤独的小个子大鲍伽是两个即使同属一个时代也绝不会相遇的男人,”但却仿佛有一个“互相连接的环”将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了一起。这不只是两件重复出现的事情,而是冥冥之中的一种什么力量所注定的。在那一瞬间,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却仿佛大鲍伽变成了福斯叔叔。只有波特本人了解这两个重要的时刻,因此这个认识只能是属于他自己的。这就是典型的波特式的叙事技巧,在他的故事中比比皆是。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开篇,母亲的儿子波特新到这个世界来不久,由着母亲的手指望向星空,无怪乎他一生再也不知道母亲告诉过他以外的其它星星的名字。最初的经历是那样强烈而重要,只有可以让他回忆起这些时刻的事情才能被他添加进母亲的清单中。我认为这就是现如今所谓的“信息”,除了这些早年信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波特所擅长的。
翻译者 Translator
Gong Jing holds a PhD in English literature. She works as a lecturer of English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Australi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he is also the Chinese translator of Beverley Farmer’s The Bone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