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之所：父亲的世界 关于艾伦·马歇尔的写作价值观 Where certainty lies; his father’s world

关于艾伦·马歇尔的写作价值观

在《就是这棵草》中有一个叫格列佛（马歇尔不很擅长给人物命名）的男性人物，他喜欢弹钢琴，会弹奏拉赫玛尼诺夫、肖邦、巴赫和贝多芬等名家的曲子。马歇尔曾如此自我评论：“越是伟大的作曲家，对听众素养的要求越高，而我并不具有这样的素养。”他更喜欢听民歌、民谣之类的音乐。

我听不懂没有歌手演唱的音乐或乐曲。民谣总是能让我联想到一大群歌唱他们的愿望、希望、失望、反抗等的人，我会因此而热血沸腾。那些歌词或许有点过分伤感，那些旋律可能微不足道，但我敬重它们，我反对格列佛先生蔑视它们的态度，我坚决反对，因为，在格列佛先生看来，只有庄严的歌剧才配得上歌曲的称号。
我为民歌和民谣辩护，也是在为我父亲以及许许多多像我父亲这样淳朴的男女辩护。这些从无数人心灵中迸发出来的歌曲，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力量之源，也是一种慰藉。
我父亲热爱音乐，虽然他一生中从未倾听过一次管弦乐会或观看过一场歌剧。音乐的魔力让他不满足于做一个局限于一己之欲的人，而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人的无私者。

接着马歇尔进一步回忆到之前的一次经历。有一天，他从丛林里捡回来一块木头，父亲便用这块木头为他做了一个马鞭手柄，然后把做好的手柄送还给他。

我将手柄握在手里试了试，感觉很不错，对父亲说，“这个手柄很不错。”
“不，它还不是一个很好的手柄，”父亲说，“只有用过很多年之后，它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手柄。只有当你将它用得得心应手了，你的朋友们也用过它千百遍了，你们手上的汗液已经浸润到了里面，人的手把它磨得光滑了之后，它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马鞭手柄。那时候它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而现在它还没有。”

马歇尔阐发了父亲的观点：

与那个手柄同理，对父亲而言，民众歌唱的民歌和民谣，经过无数人歌唱过后，它浸饱了人们的愿望。这些歌曲也许原本粗糙、伤感，却激发了父亲和他的民众朋友们的情感，这些情感之可敬与鼓舞人心的品质，并不逊色于那些高雅人士在倾听庄严的歌剧咏叹调时产生的情感。
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学习欣赏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但当我真正接触到这个宏大的舞台后，我发现在这些伟大的乐章中，那些由情感和才智指引的主题背后，仍然是对世界人民的热爱。

“对世界人民的热爱”！马歇尔所定的标准是这样高。跟随着他一起徜徉在他的三卷本自传中，我们时而感受到热情澎湃的渴望，却总是不断坠落谷底。再来一段《就是这棵草》中的文字：

与这些本地人的聊天，让我得以瞥见受困于匮乏状态而遭到扭曲的生活。他们缺乏安全感，没有文化，没有目标。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摆脱这样的生活，因为我和他们一样一无所有。
因此，我愈发依恋他们，我们之间情同手足。他们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我离开他们后会感到不满和不安。我喜欢他们，时常还很敬仰他们，但是他们并不能让我逃离束缚我的一切，也不能让他们逃离自身的束缚。
我渴望聊天，渴望开悟，渴望寻找到一条出路。我的渴望和梦想、诗歌和故事，虽然尚未成型，却已在胸中压缩、挤压和挣扎，渴望被解放，渴望寻找到能够理解的听众，让它们凝结成文字。我渴望挣脱身处的环境，成为一个身经百战的作家，经历会让我强大，而不是将我击垮。

如别人所说的那样，马歇尔心中的渴望是一个难以满足的需求，但是不久后马歇尔实现了这一渴望。当我思量是什么让马歇尔成为那样备受喜爱的作家时，我总会想到他的父亲，这位做过驯马师和杂货店老板的父亲的观点和语句总是不时地在儿子的写作中出现。驯马师必须是一个耐心十足的人，是一个能按马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人，而且还会充分尊重马的习性，只有这样才能让马配合，否则它就会反抗。一个好的驯马师明白，马只能被引导，不能被征服。因此“破坏”这个词是否合适？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们说“破坏”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意志，这听起来有些让人毛骨悚然，甚至有些专横，但是我们以“介入”来理解这个词，就合情合理了。“介入”意味着让动物掌握一套较之先前更加优良的新技能。
因此，马歇尔想成为一名作家，某一种特定类型的作家。让我再次引用《就是这棵草》中的一段：

感觉到自己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在肮脏的街道边乞讨救济，而是能够为城市生活增加活力，让我感到满足。现在，嵌入在人民群众中，与他们一起昂首挺胸，为人与生俱来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天性所驱使，向前走。

几页之后，我们看到马歇尔写道：

我的记录不仅内容客观，而且深深植根于普通男女的脑海。但是当我坐下来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我的头脑却一片空白，像个空空如也的麻布袋子。对于我能够取材的事实，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解。
在烦躁和愠怒中，我意识到，虽然我当时的确经验有限，但我缺乏的不是经验，而是将我的经验与整个人类的苦难联系起来的那种能力。

《就是这棵草》中到处都充斥着这样的语段，马歇尔将自己和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写作是连接两者的桥梁。这就涉及到作家的使命为何的问题。之前有过类似的讨论，大约是弗雷德里克·曼宁也做过类似的评论，但是当他做出了这一伟大的论断的时候，便再也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来。在此之前，虽然他已经属于文学圈的一员，但是他不会将自己称为“作家”，他不过是一个偶尔写些东西的人而已。对于马歇尔和波特来说，“成为一个作家”是一种社会认定的过程，如果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那么这个从事写作的人便不能算得上是一位作家。如我们之前讨论过、之后还会讨论的那样，波特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演员，他擅长于操控听众，他将自己放置在他所选择的读者大众前，并寻求他们的认可。马歇尔的目标更加宏大，更具广义上的政治性，他让自己肩负着让人类脱离苦难的使命。自然而然，他在有生之年会受到左翼党派的青睐。如今，伴随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澳大利亚的失势，“左翼”、“右翼”这样的词汇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含义，很难再读得出我以上引用的这段文字在往日所具有的特殊含义……但在彼时，当马歇尔说这样的话时，的确是掷地有声。他意识到，他内心必须要有所提升，写作才会成为一件对他而言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知，这个特别的故事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可以在马歇尔的第三本自传《我们的心在矿上》中看到这一结局。这部自传的开头和之前的那部气氛相似：

我立志成为一名作家。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我必须投身于此，而不能仅满足于做看台上的观众。

五十页后，一位杂志社编辑要求马歇尔用他废弃的一幅插图讲述一个故事：

……那是一幅黑白画，画上面，在一间巨大的舞厅里，一个身着晚礼服的女人气定神闲地倚靠在柱子边，与一位身着礼服的帅气青年说话。她手持鸡尾酒杯，对着他微笑。

这听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个典型的马歇尔式的故事！但是他继续讲述道：“我无法继续讲下去。我只能描绘真实的生活，然后用真实的方法去呈现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在书快进行到一半时，事情有了转机。马歇尔的自传由许多章节构成，有些章节，我个人认为，未免结束得有些生硬，让人感觉他还有一两句台词没讲就走下去了似的。但是在《我们的心在矿上》中，这点得到了改进，或者是避免，因为在该书中每章自成一个独立的故事，因而伴随着每章的结束，故事也就结束了。给人一种感觉是，他可以把每一个章节单独出版，事实上，里面有许多章节是马歇尔在其它故事集中已经出版过的。作者关于作家、读者大众和故事本质及其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等唠唠叨叨的思绪消失了，因而变得明快而流畅。在这部书里，马歇尔能够轻松自如地写作，是因为他已无其它任何东西可写了。他自信，凡他自己感兴趣的必也能让他人感兴趣。如果你细细去品味，这意味着他不再将他本人和他的环境区分开来。“共同的人类”已经不再占据他的政治信仰，这是他自我发现的结果，或者准确地讲，是他意识到那些让他变得特殊的事情远不如那些让他变得普通的事情重要。
这一发现，为我们开启了一个了解他的方式。在我们继续讨论马歇尔的其他作品之前，我们来浏览一下《我们的心在矿上》的最后几章。故事连珠炮般，一个紧挨着一个，滚滚而至。多莉·特拉维斯是这部小说中第一个取自于生活事实的故事人物。她爱上了一个叫做哈里的男人，并依靠他生活，可是除多莉以外，哈里还有一些别的女人。多莉不仅知道她们的存在，甚至对她们在哈里的屋子里会呆上多久也了如指掌。当别的女人都离开后，哈里就会回来找多莉，多莉是他最稳定的伴侣。哈里在一场车祸中丧命，还有另一个女人和他在一起。获悉哈里遇车祸的噩耗后，多莉捂着脸痛哭起来。关于多莉的这一动作，马歇尔让我们理解为她终于肯承认她的人生多么不堪这一事实，并且意识到她的人生中的一切都是不堪的，因为她将自己的人生建立在这样一个谎言之上。
这一主题之后紧随着的是伙伴情谊。科尔里和布鲁是一对在流浪中认识的患难之交，以寻找工作为由，自欺欺人地，他们过着在火车间跳上跳下的流浪生活。科尔里跳下了一辆火车，布鲁应该也和他一起跳下来，但是他却没有。科尔里四处寻找他，向马歇尔和其他人讲述着布鲁的故事。有人给科尔里读了一则地方报纸上的新闻，里面报道说发现了一个红头发的高个子男人死在了铁轨边。

读到这则新闻，科尔里脸色苍白，面如死灰。只能从那双眼睛里还能看出来他还仍然是个活人，但我却不忍与这双眼睛对视。
他扔下报纸，抓起行囊和干粮袋子，立身便走，直直地、目不斜视地穿过了围场。

因为在经济和情感上都无法寻觅到一个能够与之生活的女人，像科尔里这样的男人最后便只得与一个同病相怜的男人结伴而行，他们相互支持，相信自己终身不能娶妻，直到像科尔里和布鲁这样，他们的伙伴关系和兄弟情谊被迫终结，活着的那个人会承受着这种痛苦度过余生。再用了一两个句子，马歇尔结束了对这样一个痛失伙伴的人的描绘。
奇怪的、令人费解的是，马歇尔在这一章中以这样一个句子结束：“我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科尔里。”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指出这点，成千上万的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都会认为科尔里从那些失业的人群里离去，去独自面对痛失伴侣的痛苦。马歇尔在这里表达了他一直以来希望能够表达的意义。他一直以来如此深刻地感觉到的弱点，现在终于变成了一种优势。作为个人的科尔里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在对科尔里的表现中，马歇尔实现了他与劳苦大众之间在思想上的心心相通。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马歇尔更加明确地反映了他与劳苦大众之间的这种联系。他穿梭于杂耍演员等各色表演者中，其中也不乏骗子，与他们一起在全国四处颠沛流离，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干着拳击、算命等营生。马歇尔觉得和这些人很亲近，因为这些演员要干好自己的行当，需要精通自己行当的把戏，与此相通，他想要做好一名作家，同样需要掌握必须的技巧。
从马歇尔钻进拳击棚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也乐于接受他。在充斥着刺耳的挑战和厮打声、滚滚的鼓声、裁判的干预声、观众的尖叫声等的拳击棚里，四处是被击倒的人、一周之内被数次猛击的人、为了小城镇的人们有几分钟的戏看而上演廉价剧目的人。现在，在这样一个对乡村表演不再感兴趣而专注于电视节目、明星和摇滚乐等的时代，拳击棚这样的所在几乎已经完全消亡了。
在这种意义上，马歇尔是一个属于已经消亡了的时代的作家，在他有生之年，这个时代就行将结束。你也可以说，我们每个人所处的时代都将会消亡。时代变迁会将我们所有人都清扫掉，让我们的故事和表演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杂耍艺人需要与时俱进，甚至要比他们为之提供娱乐的观众更加超前才行。为他人提供消遣，对观众的情感进行实验。和许多在本书中讨论到的其他作家一样，马歇尔既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也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当他试图分析诸如致使人们处于落后状态的各种习惯和品性等因素时，他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但是他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乐观地相信人类将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拥有美好前景。这体现了艺术和政治在“进步”作家笔下的相会和融合。《我们的心在矿上》的最末一章，马歇尔讲到他在悉尼见到的一个姓名非常不具有悉尼特征的人，此人名叫科林（斯）·斯特里。他乘坐在 “我认识的一位货运司机的车斗里”一路北上，在伊丽莎白湾的大街上四处搜索，马歇尔好像在这里提醒我们关于科尔里寻找布鲁的故事。科林·斯特里本人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聪明地意识到马歇尔对普通人的事情略知一二。斯特里告诉马歇尔，他自己不曾接受过教育，他也不能明白马歇尔为何愿意为三英镑十先令这样廉价的报酬而为一家报社工作，同样的这家报社，同样的工作，却付给斯特里十五镑的酬劳。有一段滑稽的文字，可谓辛辣十足，斯特里告诉马歇尔他需要两辆劳斯莱斯，他的理由是这正与梅尔巴夫人的出现离不开贴身女佣同理。离开奢华的派头，梅尔巴绝不会演唱，因此，她的确需要一个女佣。对此，马歇尔问道：“你不觉得我也应该享有这些奢华的派头？”斯特里回答说：“你当然不需要，”并告诉马歇尔，在他本人所能享受到快乐的环境中生活，马歇尔并不会感到快乐。

借用我在你的文章中读到过的一个陈词滥调的表述来说，你的快乐来自于人向上奋斗的力量。你在对穷人的同情中得到愉悦，但你并不能在我的处境中得到快乐，这对你的口味。你对生命所做出的任何一点有价值的贡献都源自于贫穷的结果，因此，你必须保持贫穷状态，才能发挥出你的才华。

但马歇尔离开的时候，科林·斯特里总算做出一些让步，告诉马歇尔，他值得比三英镑十先令高的报酬，建议他要求七英镑的薪水。马歇尔听取了他的建议，编辑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以这种奇怪、出乎意料的方式，以斯特里为媒介，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善于解读人们情感的马歇尔和他的编辑为该书画上了句号。这个结局与马歇尔之前的观点完全一致，即人类的苦难与乐观主义的人类观之间怪异的调和，但正是这一点让马歇尔在他有生之年如此负有盛名，如此受人爱戴。

我坐在那里，听见他同意了我的要求，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犹如杂耍的小木偶的我们，一点也不像我们曾经憧憬的样子。
我们都是虚伪的杂耍人，相互为敌，都是在我们手下重复上演的历史的受害者。当我们起身的时候，带走了我们手下木偶人的活力。
我跪在这些木偶中间，四处扒寻着观众扔过来的钱，我能听见门外传来小孩的哭声。
我必须要离开那间黑暗的屋子，到外面去……到外面去……

这样，以挣扎为主题，马歇尔的第三部自传结束了，我感觉这样的结束有些奇怪，与前几章营造的信心大相径庭。二十页之前，马歇尔写了在我看来表达了他写作精髓的一段：

算命让我和这些人面对面地接触。他们被要求拿开遮挡的障子，供我观察。
在算命人的帐子里，人生变成了一部文学作品，我得去书写那些篇章。

“人生变成了文学作品”：正是马歇尔本人和我在搜寻的表达。在总结之前，我们现在再来看看马歇尔的另外两部作品：《我的亲人们》（1944）和《铁砧上的锤子》（1975）。《我的亲人们》是马歇尔出版的第一本书，《铁砧上的锤子》则是他最晚期的作品。因此，对这两部相隔三十年的作品进行比较，能够让我们看到马歇尔个人和他作家生涯的成长历程。
《我的亲人们》拥有着一个开朗、乐观的书名，与我之前谈及的关于这位作家的写作基调一致——这是一部战争时期的作品，据作者声称，围绕一个战争期间的活动展开。马歇尔和妻子奥利夫乘坐一辆马拉小货车周游维多利亚州，在他们的身边，总是有一期《澳大利亚帝国军新闻》不离手。该刊物是在开罗发行的周刊，专门针对在中东地区的澳大利亚士兵读者。马歇尔为该刊物写一些幽默小故事。因此，为了从这些士兵的亲朋好友那里寻找故事线索，他们夫妇二人在维多利亚州四处奔波。那是一种振奋道德的活动，他们希望能够让那些在中东的士兵读到一些来自家乡的只言片语，从中得到慰藉。这次的奔走以及通过这次奔走而形成的书，满含着对澳大利亚士兵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支持。在这部书里，作者、其妻和他们遇到的所有的人，仿佛都受到当时的时局感染而心心相惜。（作者对澳大利亚北部所受到的威胁只字未提，说明该书写于日本人参战之前，晚些时候才出版）。在该书的扉页上有一幅地图，马歇尔夫妇沿着地图从各个定居点的人们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信息，但是这本书却主要记载了一些他们旅途中发生的琐碎事件。从一定角度来看，他们虽然为此倾入大量心血，却无甚意义；甚至，这次奔走充其量也就是一场持久的蜜月之旅。当旅途接近尾声，马歇尔写道：

我们旅途中的最后一堆篝火冷却下来，仅剩下一堆灰烬。明天就回家了。我们不再渴求什么，也搜集不到更多消息。我们离开家已经足足一年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是时候关上我的记录本了，我和那些“挖掘者”之间的联系也就此结束了。
我们走遍了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土地，他们正是在为这些土地而战斗，并形成他们特有的品质……
……我自己也受到了这些品质的感染。我看到了那些让他们养成热爱自由、憎恶虚伪、勇敢无畏的原因——那些在他们童年生活中无数细小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铸就了他们的澳大利亚特性。
因此，我想在收集到的诸多信息之后，再增加一条，这条信息来自澳大利亚的土壤，并不针对某一位士兵，而是面向他们全体：

于是他写了下面这段艾伦·马歇尔独有风格的段落：

澳大利亚士兵，你可还记得摘下那些煎蛋火腿、巧克力球、四季常青，还有那些在凉爽的清晨盛开的南希和蝴蝶兰。

现代的读者可还能意识到他以上列举的是一些野花的名字？

你可还记得那在暗夜的高空一边扇动翅膀一边高叫的鸻鸟，还有那搭窝的喜鹊，在蓝天和青山的掩映下，一忽儿俯冲、一会儿高飞？

马歇尔用一连串澳大利亚自然景物提问，召唤澳大利亚士兵对家乡的回忆。这些士兵可还记得故乡的鸟？故乡的动物？故乡的花儿？

士兵们，你还记得这些吗？
正是这些事物造就了你。

在隔了一整代人之后再读到这样的赞歌，比读到马歇尔在《我的亲人们》中与那些乡下人相遇的篇章更让人吃惊。现代的读者会发现，在马歇尔写作之后到现在，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已经消失得没有了踪影，或已经面目全非。在《我可以跳过水坑》的前言中，马歇尔写道：“我要描绘的是一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当然，他可能是认真的，也可能是打趣的，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许多在今日听起来自信满满的论断到明日将会变得令人匪夷所思。这个问题与《我的亲人们》中存在的问题有本质性的区别。今日再来读这本书，会让我们意识到马歇尔笔下的世界与我们当今社会的许多观念在方式和地域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说该书对我们现代的读者而言已经过时了。
而我却不这样认为。如今再来读《我的亲人们》会让我们受到震撼。那时，人们心中怀着何等的爱国热情，对自己的祖国是何等地热爱！然而犹如气温飙升那样在人们心中引起汹涌激情的国家和现如今我们身处其中的国家又是何等地不同啊！那时，马歇尔、他为之写作的人们、为他提供写作素材的人们、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进行着残酷战争的士兵等所有的人，因为当时的时势和对澳大利亚的热爱之情而团结起来，而现在，又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会产生类似的激情？我自己也无法找到合适的答案，但是再次阅读《我的亲人们》，会引起我们对许多观念的深思。说马歇尔太简单，那么我们的论断会太简单。马歇尔笔下的那些人物似乎也太简单，这点毋庸置疑，可是我们呢？现如今的我们呢？
最后，我将要讨论的是《铁砧上的锤子》。《铁砧上的锤子》讲述了马歇尔童年以来的许多故事，与他童年时一个叫做乔的好朋友有关。在深度、道德氛围上，该书与他之前的作品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在马歇尔所写的人物介绍之中便有所显示：“在这个每个人都相互认识的地方，每个人所经历的苦难也是其他人所经历的苦难，要是某个个人取得了成功，便如用匕首戳他邻居的心脏。”

他们常常多疑，让人感到害怕，有时又有点可爱。他们爱造谣生事，散播恐怖故事，鬼鬼祟祟，喜欢揭别人的疮疤，拉帮结派，对别人的罪恶毫不宽容。
他们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同时又毫无权力和影响力。他们共同的特性是：他们在场的地方，你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是城镇空气的构成成份，是城镇性格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城镇的负担。

马歇尔不再将这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与他之前所认为的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向上动力联系在一起。雄心和悲剧都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他人生观中的这一改变早在《我可以跳过水坑》中即已实现。在那里，马歇尔讲述了年幼的艾伦和他的伙伴乔成天黏在一起四处晃荡，干些掏鸟窝、套兔子以及其他许多随心所欲的勾当。在讲述这一时刻的时候，艾伦还涉及了另一个新的维度：在这一对童年的回顾中，他写到了性隐私、幽会等。艾伦和乔偷听到他们不是很懂的一些事情，但是73岁的马歇尔将这些事情展示给读者，相信读者可以理解和分享这些秘密。
这些故事里最痛苦也是最杰出的故事是“麦卡利斯特小姐”。事实上，里面有两个人物都叫这个名字，她们是一对姐妹——马吉和格蕾丝。

这位漂亮的麦卡利斯特小姐的名字叫“格蕾丝”，她的眼睛总是含着笑意，非常迷人。她让我和乔进去。

故事却没有怎么讲述格蕾丝，倒是讲了许多彼特·麦克劳德和他的克莱兹代尔公马尼禄的故事。马吉·麦卡利斯特想让尼禄为她的一匹母马配种。但尼禄对那匹母马并不感兴趣，于是他们只好用欺骗的办法完成配种。他们牵来另一匹母马，让公马兴奋起来，然后中途将母马牵走，再将马吉·麦卡利斯特的母马牵到阴茎完全勃起的公马下面。艾伦和乔帮忙牵着这两匹马，他们对在公马身上看到的力量感到既兴奋又害怕。

乔将母马牵到篱笆边，系上缰绳，然后向我冲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妈的，这简直他妈的危险。我跟你说，当它在干那个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在旁边。简直太蠢了……”
“我喜欢看他们，”我反驳道。
“那是你心里的邪恶被弄出来了，”乔说道，“你得控制自己。要不然，这事就得让你玩完。吉尼斯神父说过，看了淫秽的东西会污染我们的心灵。”
“真的会吗？”我喊叫道。“你懂什么？”然后问他：“‘淫秽’是什么意思？”
“尼禄对‘麦卡利斯特小姐’干的事情就是淫秽的。”

用马吉·麦卡利斯特的名字来称呼她的马，是马歇尔用来将性与另一位麦卡利斯特小姐——格蕾丝联系起来的方式。格蕾丝和一个外地来的羊毛分级员一起骑马被这两个孩子瞧见了。他们看见格蕾丝大笑着，然后同那个羊毛分级员下了马，钻进了高高的蕨从中的金合欢里。“他们在那里面呆了一会儿，然后出来骑上马走了。”马歇尔在最后一页揭晓了这件事情的结局。

第二天，我听到了有生以来最恐怖的事情。在啤酒馆前面，许多酒鬼都在议论这件事情。他们说格蕾丝·麦卡利斯特走进了巴尔吉的枪弹库里，取下了她老爹的双管猎枪，打爆了自己的脑袋。

格蕾丝怀孕了，那个家伙却逃之夭夭了。在这部晚年故事集里，艾伦讲了许多与性有关的故事，也讲了许多对性讳莫如深的人的故事。在“特伦格洛夫小姐”的故事里，如果身体的性欲没有得到满足，人的精神也会完蛋。特伦格洛夫小姐一人独居。

她披着宗教的外衣生活在图拉拉的人们中间，宗教掩饰了她真正的罪孽。特伦格洛夫小姐的罪孽总是与性有关。她从未结过婚，她太吹毛求疵了，不可能跟哪个男人结婚。

在艾伦的姐姐艾尔西的劝说下，特伦格洛夫小姐答应让年轻的助教伊夫林·威尔逊在她家寄宿。伊夫林二十岁，一头金发挽成一个圆圆的发髻。在特伦格洛夫小姐家住了一阵子之后，有一天，伊夫林告诉特伦格洛夫小姐要在周二和周五的晚上去拜访一位叫特纳夫人的老太太。艾伦和乔经常晚上出去套野兔，他们在一堵石头矮墙边设了陷阱。他们闻声赶过去，却看到了威尔逊小姐和汤姆·迪克逊在一起。汤姆是一个“长相帅气的小伙子，走起路来像从马厩里牵出来将要与母马配种的公马似的。”孩子们很担心威尔逊小姐的安全，但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他们发现威尔逊小姐“心情异常愉快，简直无法想象她前一天晚上差点就被割断了喉咙。”
不止孩子们、威尔逊小姐和汤姆·迪克逊喜欢在夜间活动。六十岁的主日进修学校老师弗林德斯小姐也喜欢夜间活动。她在教堂里弹奏管风琴。马歇尔将她描写为“脑子塞满了宗教思想。”

她喜欢为上帝弹奏，也喜欢在夜里到处行走。她好像一直都在寻找什么东西，虽然我并不明白她寻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她在黑暗中路过一家家的房舍，房子里射出来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这张脸总是在向窗户里的人张望，窗户里的人也总是在张望这张脸。我想，他们看见的一定是一张忧伤的脸。

弗林德斯小姐给特伦格洛夫小姐写了一封匿名信，控诉她纵容了周二和周五晚上发生的事情。特伦格洛夫小姐将那封匿名信给了艾伦的姐姐艾尔西，艾尔西认出了她的笔迹。特伦格洛夫小姐将信寄回给了弗林德斯小姐，作者告诉我们，从此之后，弗林德斯小姐停止了晚间的走动。我想马歇尔之所以这样告诉我们，是为了让故事情节简单化，因为叙述的中心又转移到了教师威尔逊小姐身上。她身体发胖了，然后离开了小镇。在她离开的两天前，艾伦和乔拿了一只兔子送到特伦格洛夫小姐的住处，因为他们相信威尔逊小姐一定很喜欢吃兔肉。特伦格洛夫小姐收下了兔子，对他们说了感谢的话，然后他们便离开了。后来，乔跑又跑了回来对特伦格洛夫小姐说道：

“嗨，特伦格洛夫小姐，不用担心这只兔子，我们已经给它刮了皮，也掏干净了内脏，所有污秽的活儿都干完了。”

读到这部书的这里，读者会意识到污秽的活儿、夜间的诸种行为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同时，读者也会意识到这种事情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整部书几乎都是关于这些事情的。人类会毁了别人，也会毁了自己。过度的自信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伊斯特·德里斯科尔是一名驯马师，他性格浮夸，总以为自己会安然度过一生。马歇尔的父亲也许会与他拥有一样的遭遇，但所幸他没有遇到。年轻的马歇尔告诉我们“在死一样沉寂的夜晚……被路过我们门前的马蹄声吵醒过来”。骑马的正是宿醉回家的伊斯特·德里斯科尔。

一些被吵醒的丈夫会对妻子咕哝道“伊斯特·德里斯科尔又大醉了，”然后翻过身又熟睡了过去。女人们则会瞪着双眼看向黑夜，脑海里浮现出他挑衅的双眼、灿烂的笑容、轻盈灵活的身体和他仰首阔步的姿态。他的形象总是不时地越过她们丈夫的脑袋进入这些女人的脑海。

艾伦引用了他父亲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同样可以出现在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麦卡利斯特小姐”的故事里。

一个在马背上好的骑手可以从马身上吸收活力，将马的活力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能够轻松驾驭一匹高头大马的男人比他在地上行走时更伟岸。女人们也都将他视为理想的男人。

这个故事用了大量的笔墨向我们讲述了伊斯特·德里斯科尔如何意气风发以及他的马术如何出众，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又是父亲的言论：

“他有时候骑马的方式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敢，却不顾马的感受。他是以牺牲马为代价来建立自己的名气，但是他看起来的确很潇洒，不是吗？”

一天下午，他骑着一匹尚未完全驯服的马经过图拉拉去他常去的小酒馆，被父亲看见了，父亲认为喝醉了骑那样的马是很危险的。在他飞驰回家的路上，被马摔了下来，他的脚却被挂在脚蹬上，就这样被拖行了几个小时。德里斯科尔受了很严重的伤，在医院了昏迷了三个星期后才勉强恢复了知觉。

……我又瞧见他在院子里走动了，但他不再朗声大笑或肆意玩笑了。他有时候双眼四顾，好像若有所思地回忆起了什么，但他的步子里再也没有了那些活跃。虽然他照旧还骑马，但是马背上的他却变得死气沉沉的。
“伊斯特·德里斯科尔大不如从前啦，”一位农民说。“酒馆里也不常看见他了，真是太他妈的丢脸了。”

我认为以上这些例子足以显示马歇尔在《铁砧上的锤子》里介绍的一些新的生活层面。这些变化，或者说他的这些新内容，与他早期作品里那些乐观的基调相比，有了很大改变。左翼文学往往将世间的一切不幸和不公归咎于经济制度。这或许有些道理，但我个人认为，总是将罪责归咎于所处社会里的每个人或某些人的做法，不利于我们真正地去了解自己的社会。我们人类有严重的缺陷，我们可以对别人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慷慨和关爱，我们也可能干出无比卑贱的勾当。我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在任何一天、任何时候，都可能在极善和极恶之间波动。因此，我认为固然马歇尔在他有生之年得到的那些赞誉当之无愧——除非后人对已过世作家的身世无比热心，写出大把大把的传记，一般而言，随着作家的过世，他们的声誉也会逐渐消逝——但我觉得中年时期的马歇尔未免有点不负他所获得的盛名，只有当他进入创作晚期并开始在他的作品中达到了一种更加严肃的理解后，他才获得了真正的伟大。我认为人们之所以敬爱他，是因为他在自己的童年经历里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当他将童年时期那些最初的经历化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的成熟观点的时候，他作为作家的身份才是完满的。

（龚静 译）